她打断:“不,我是说,如果录了音的话,你们就这样播吧。”我和老范对看一下,沉默了一小会儿,我说:“你休息吧。”

第二天早上,七点,院长来敲我们的门,说:“她同意接受釆访。”

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,拍她的剪影。

她带着笑容,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。

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,信里她道歉:“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,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,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?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,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,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,成为不光彩的角色……我是多么可悲、可恨。”

我问她:“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?”

“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。”

“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?”

“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。可以用‘畸形’这个词。”

“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?”

“心里有病,的确是心里有病,病态的心理。内心的压抑和郁闷,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,那我会崩溃的。”

她看着我,眼光很信任,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。

但是问完这些,我必须往下问,这是一期节目,我是记者。

“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?”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。

“我笑了么?”她是真不知道。

“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?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是。”

“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?”

她毫无犹豫: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?”我问。

“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?”

“如果再谈起这件事,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,不要谈这些了。”“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,我可以这样理解吗?”

“对,可以这么理解。”

“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?”

“当时头脑一片空白,好像什么都没想过,也没有感觉到什么。”

“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?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?”

“有过,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,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,这些不谈了,我不想谈这些。对不起。”

她哭了。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,对她说:“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她起身离开,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,没人说话。过了十几分钟,我去敲她的门,没有反应。我突然想起,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,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,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。

她蜷在床上,缩作一团,手指僵硬痉挛,撕扯着枕头。我蹲下来,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,她皮肤滚热。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,她挣开了我。

我们叫来医生,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,她才平静下来。

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。

慢慢地,她睡着了。

回去路上,大家都许久不说话。

小宏说:“你的问题太刺激了,让她窘迫了。”他看了看我,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:“当然,你也不能不问。”

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,包括老范。夜里,老范睡了,我睁着眼睛,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。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,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:

“作为一个记者,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,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,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,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……在这个职业中,我愿意倾尽所有,但是,作为一个人,我是如此不安。”

放下笔,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,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,但是我希望,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。

她没有回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。王的脸作了遮挡,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,侧影的弧度。

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,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。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,以便宽恕她。

“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,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。”老范写道,“可是她居然笑着。”

机房的深夜里,老范再次面临“双城的创伤”时的选择: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?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?

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。

非典的时候,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,当时我转身走了,他没来劝我,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。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,也去了。

张洁有记录的习惯,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,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,大家闹哄哄。

问到我,他说:“你怕什么?”

我跟边上人说笑,没理他。

他说:“我知道你怕什么,你怕眼泪流下来。”

大家哄笑:“靠,太作了太作了。”

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,倒转镜头对着他问“那你最怕什么呀?”

他看着我,说:“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。”

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:“你俩是不是相爱了?”小鹏也一笑,把机器收了。

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,想起这件事,看着王的脸,理解了“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”。

最终她剪了上去。

虐猫事件中,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,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,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,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。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,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,我简单说了说,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我说:“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?”

“他现在的处境吧,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,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。”

“有的人觉得,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,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?”

他说:“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,就已经是错了,既然他都错了,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。”

“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?”

“他攻击了动物,而我们攻击他。”

“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?”

“是在发泄,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。”他说。

片子播出后,有人给老范留言说:“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,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,这是什么逻辑?”

有天翻书,看到斯宾诺莎在《伦理学》里说:“嘲笑、轻蔑、愤怒、报复……这些情绪,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,不能成为善。”

初做记者,我有过一个习惯,问那些被指证的人:“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?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?”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。袁总有一次批评我:“媒体不能介入,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。”这个界限细如一线,但决不能迈过。

有次采访一位老人。十六年前他是校长,被人勒索,未答应条件,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,并作伪证,校长上访十六年,才得以脱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