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

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,零下二十度,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,父亲死去,母亲在狱中,安华的女儿小梅说:“一个人他的心再硬,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。”

“你觉得你爸爸有吗?”

她想了很久,一字一顿地说:“有,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。”

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,“让爱天天住我家”。是她写的,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。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,她轻唱:“让爱天天住我家,让爱天天住你家,拥有……拥有……拥……”她张着嘴,发不出声音,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。

这些孩子会长大,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——那会是什么样子?

小梅的姐姐十六岁,她说:“我再也不相信男人,他们只有暴力。”

他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,妹妹在身后喊“哥,哥”。

他头也不回就走了,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,睡在哪里,吃什么。那晚,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,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。

他将来会发生什么?不知道。

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,流浪少年犯罪调查。

没有完,完不了。

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。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,领头的十五岁,最小的十岁,都辍学,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“青瓜蛋子”。

他们打架,有时是仇,有时是为了挣钱,有时只是娱乐。除了刀,他们还用铁链,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——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“效果”更好。

我问打架最恨的那个:“你不怕死?”

“不怕。”他头一昂。

他不是不怕,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,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。

我找到了他的父亲。离异多年的他,早有了新家,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。他是个司机,开辆面包车,车厢里污秽不堪,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,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,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,底下是一个烟灰托,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,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。

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,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:“等他回来,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。”

他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。到了村里,推开那扇门,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:“走错了吧?这地方荒了很久了。”寒冬腊月的,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,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,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般的衣柜,一件家具都没有。

“应该就是这儿啊。”他也疑惑不定。

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,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:“谁呀?”

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,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,脚边是一只破铁锅,下面垫着石头,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,连木头都没有,他劈不动。

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。

“怎么不读书呢?”

村长说:“学校怎么管他呀?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。”

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,他笑了一下,“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。”

“村里不管吗?”

“怎么管,谁还能天天管?”村长指着锅,“这都是偷来的。”

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,点着,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,他低着头,一句话不说,把手伸在那口锅上,靠那点火气取暖。

村长叹口气,说:“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,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,看能不能呼吁一下,给他捐点钱,啥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
警察告诉我,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,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,更不愿意他们“把别的孩子带坏”。

他们流浪到城市,从捡垃圾的地方,从火车站……聚集起来,他们租了一间房子,住在一起,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。干脆不要床,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,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。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,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,在那个城市里,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。十岁的那个,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,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,把家电裹起来,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,然后打车离开。

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,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:“用来砸核桃。”

“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。”他很得意。

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,“学功夫”,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:“兔子不吃窝边草嘛。”

他们把偷当娱乐,刚偷过的人家,一天后再去偷一次,第三天,再去偷一次。

一个得不到爱、得不到教育的人,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。

案子破了,他们被抓住了,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,全放了。

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,见到后倒没动手打,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——离他上次见,过了几年了。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,上下打量一会儿,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,避开我,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,又打了一个电话,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,转身对我说:“记者,走啦,去办点事儿。”

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。

领头的那个孩子,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,他是捡来的,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,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。

“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?”我问他的养母。

“都扔了。”她说得很轻松。

我听着这句话,一下子理解了“抛弃”这个词。
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,我只是一个记者,采访结束就要离开。

那个父母双亡的十岁孩子,最后一次偷窃,他分了一千多块,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。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,走了几步,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,给了他一百块钱。

“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?”我轻声问。

“知道。”他低着头,“因为我可怜。”

“不是,这是你劳动所得,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,很辛苦,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。我要谢谢你。”

他抬起头,羞涩地笑了一下。

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,收拾得还算干净。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,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,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,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……他们把这个房子叫“家”。

12

二〇一一年,我遇到一位律师,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,安华在各方帮助下,已经减刑出狱,再嫁了人。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。

二〇一〇年,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《家庭暴力防治法(专家建议稿)》,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、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,这只是一个建议稿,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。

在“两会”上,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,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,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,“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,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,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?”

一位女性代表说:“家庭的事情,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。”

现场有些争起来了:“你们这么说,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。”

“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,是人应该关心人。”这位女代表说。

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,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,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,准备成为“反家暴大使”。

两个月后,Kim申请与他离婚。

他曾经对Kim解释说:“这是中国的文化。”

Kim说:“这不是中国的文化,人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中国人,美国人,所有人,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,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,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,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、更国际化,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。”

去采访Kim前,我做完采访提纲,合上笔记本,按习惯想一想,如果我是她,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。

奇怪的是,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,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,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,那个小混混喝了酒,从身后把我扑倒了,磕在街边的路沿上,我爬不起来,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,是死一样的分量。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,我起来边哭边走,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,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,也不是愤怒和委屈,是自憎的感觉——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,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。

我带了一束花给Kim。

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,有点意外,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,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,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,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,写的工作便条,还有一页,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——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——花朵是完整的,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,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。“我要记得,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。”

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,人是一样的,对幸福的愿望一样,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,只是她生在这儿,这么活着,我来到那儿,那么活着,都是偶然。

万物流变,千百万年,谁都是一小粒,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,采访是什么?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,认识自己越深,认识他人越深,反之亦然。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,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,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。我没思量,有一句话浮上心头,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,会不会太文艺腔,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:“他人经受的,我必经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