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

我中学的时候，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，他个子不高，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。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，他都在路口等着我，披一件棉军大衣，就在那儿，路灯底下，只要看见一团绿色，我就知道，这个人在那儿。

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。她姓安，一头短发，说她送我回家。

“你回去。”他从灯下闪出来，对她嬉皮笑脸。

“我要送她回家。”

“回去。”他换了一种声音，像刀片一样。我腿都木了。

“我要送到。”她没看他，拉着我走。

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，她才转身走。大坡很长，走到头，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，她是吹给我听的。

长大成人后，我还梦到这个人，跟他周旋，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，还冷静地想，跑不过他，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，等着他追出去。他跑出来找我，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，但是，脚步忽然放慢了，我看到他站住了，就在我的下方，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。

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，我甚至能看到，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。

我全身一震，醒了过来。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，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。

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，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。我去她娘家。她姐把我拉到一边，迟疑再三，对我说：“你不要问了，她不会说的……她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因为出事那天，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：“不要，不要出声。”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，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，只剩一个螺丝挂着，悬在门框上。“这是那个人撞坏的，他把我……”她没说下去，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，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，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。

4

院子里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，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。

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，没受过教育，没有技能，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，像栽在水泥之中，动弹不得。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，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，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，别人不敢再介入。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，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。

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，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，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

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，经验显示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，之后都不再发生。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，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，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，禁止他们联络、跟踪、骚扰对方，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、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，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：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。

但直到我们采访时，在中国，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，用到砍她的手，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，用枪抵住她的后背，强暴她的姐妹，殴打她的孩子。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，不会受到惩罚——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。

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，但是恶得不到控制，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，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，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。最后一夜，“血红的眼睛”睁开，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，没有来得及尖叫，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，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。

他们都说：“最后一天，他特别不正常。”

小豆说：“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，他决不罢休。”

“你怎么感觉出来的？”

“因为他看着表呢。”

“这个动作怎么了？”

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，他在等时间。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，四点五十，天快亮了。他说：嗯，快到五点了。他说你说吧，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？”

“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？”

“我看了。他的眼睛都发直了，血红血红的，一晚上了。”

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，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，被他用刀抵着后背押了回来。她把心一横：“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？”

他说：“你姐姐、你父母、孩子，我一块儿炸了他。”

“我当时想，我一条命还不够吗？我跟他生活了八年，还不够吗？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。”就这一下，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。打完之后，小豆不知道他死了：“我说怎么出血了呢？我还擦了擦。”

她擦完血，抬头看了看表，对倒在床上的人说；“真到点了，五点了。你睡吧，我上法院跟你离婚。”她就抱着孩子走了，后来，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。

“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没有，从来没有反抗过。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