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静：采访杀死性侵大叔获刑四年的少女。

柴静：如果你愿意谈一谈，我愿意听

你是一个记者，你有关切，有采访的权力和可能，但归根结底，你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关系，关切超过了恰当，就是冒犯。不因为你是一个记者，就有权逼问所有的问题。知是职责。不去知，算是一点敬畏吧。

1

这个案件曾冠以“少女杀死性侵大叔获刑四年”之题，传播甚广，争议很大。当事女孩小琪一直没有接受过访问。

我们采访前征询她意见，先由法警与她交谈，在讯问室谈了二十分钟，我在另一房间等着，看没有动静，就过去站在他们身后听一听。

“媒体觉得说出来可以帮助不少人。”讯问室很狭小，法警靠在门边，温和地说。

小琪坐在讯问室的木凳上，戴着手铐，说：“我不想谈我个人的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如果你顾虑的是案件结果的话，现在已经判了，对案子倒是不会有影响。”

“对我的生活会有影响。”

她还不到二十岁，仰着头，说话简短，清楚，没有情绪，直视着对话的人，一点也不游移。

法院的同志回头看我，有点为难之色。

我说，我跟她聊几句行吗？

他们同意了，我走进讯问室，蹲下来跟她说：“接受和不接受采访，都是你的权利。除了司法机关，任何人跟你交谈案情，你都可以拒绝的。”

她有点意外的样子，眼睛闪动了一下。

“我也同意你的看法，你没有义务要去帮助别人，我来，也不是想通过你的案件教育别人。”

她举着手铐的手不安地动了一下，微指身边的凳子：“您坐着吧”。

“不用，我在车上坐了好久了，不累。”

我在卷宗里看过，被抓捕之前她一直躲在老家，没跟任何人谈及此事。抓捕后警察也不会去询问与案情无关的内心细节，只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材料里看到一句，说她做恶梦。就说：“我知道你一直睡不好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也没有跟任何人谈过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”

她低下头，眼泪扑落掉了下来。

不必劝慰，这不是我能做到的，我等了一会儿才开口，“我只能说，如果你愿意谈一谈，我愿意听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问我，“那别人会认出我的脸吗？”我说，“我坐在你的椅子上，你从镜头里看，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侧影，那就拍，不行就不拍。”我在椅子上按她的身高大概缩下一点身子，让她看镜头。再请她坐下来，让摄像录上一小段，让她看一遍影像。开拍前帮她把头发理一下，再遮住一点脸。法官与摄影师都是男性，她不愿意当着他们的面谈及隐私，但这几位不能回避，我降低音量，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音量说话。

以前也会注意对当事人的保护，但大多是出于一个职业伦理的要求，不象这次这么具体和细微，可能是这大半年里我自己也成为很多不实报道的当事人吧，见不贤思内省，在能意识到的范围内，不敢因记者这个职业身份的存在伤害别人。

2

死者元某的律师是一位很年轻的职业女性，穿着标致的米色套装。

她用了三个形容词形容小琪：“胆大，心狠，手辣”。

她看法的依据是，小琪初中辍学，在美容院工作，曾经因为打架被公安处理过。案发当天跟着陌生男人去出租屋，受到威胁时没有报警，杀人后拿了死者的现金，在出租屋与尸体共处一夜。

这些信息都没有错，只不过每件事发生都有为什么，我问：“你有机会直接询问她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机会。”她只负责民事诉讼部分，庭审是远程视频，没有交叉询问。

事实少，就容易附着情绪，当时的争议就是因为双方要么隐匿这些信息，说小琪“天真无邪，贞操观极强”，要么渲染这些信息，说她品行不端。

用逻辑追问下去也是可以的，比如“这三个词是对一个人品性很严重的指责，您的判断是否武断？”

但这位女性是被害人律师，她有她的背景和人生经验，依据这些资料，站在她的立场上，得到这个推断是正常的。所以我问：“你是觉得她身上有一些你不理解的地方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如果她能呈现她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，你愿意听吗？”

“这个可以。”

3

广州中院是一个对媒体很开放的法院，五年前许霆案我采访过他们，这次又去，正是风口浪尖上，他们受到双方舆论压力的时候。

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访问，但是没有，只是很为难地跟我谈。庭长说，“这个事情很简单，是不是已经过去了，不用再解释了？”

我说，“这个案件很多人都认为是正当防卫，对定为故意杀人是不理解的。不理解的话，这事可能会忘，但他以后对法律就不能够很敬畏。”

庭长是法学博士，觉得不理解很奇怪：“她的行为有两个阶段啊，前一阶段是正当防卫，没问题，但侵害停止后，第二阶段就是杀人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同一个事，还分成两个阶段吗？比如说一个女性被强暴，过程中无力反抗。结束后，她找到工具杀死对方，这都不算无限防卫权，算故意杀人？”

他说：“当然啊。”

新闻中心的主任是一位女性，和我一起，同声“啊？”了一下。

啊完，我说：“您看，还是需要解释的。”

庭长同意了，但之后我才明白他的顾虑，判决书不是他写的，判决中关于“假想防卫”与“故意杀人”在认定上存在冲突，法学界对此有争议。人们在面对争议的时候——尤其在代表一个机构面对争议时，常常自觉有辩解的义务，庭长是个懂业务的人，觉得这个事情要解释圆满很困难，有人建议他找各国的法律资料，运用对已方有利的观点来辩驳，总能找着。

新闻中心的这位主任摇头，说了一句：“其实，真诚就可以，真诚最简单。”

4

这期节目，老范跟我讨论名字时，我说就叫这个事件的“辩析”吧，不叫“真相”，因为这个事件中死者已去，只有一方的陈述和一些旁证。我们尊重小琪的意见，没有去她的家乡和工作地点采访。这些都是天然的局限，我们只能呈现这些条件下的一些事实，不敢自称真相，只是一种尽可能接近真实的辩析欲望。

另外，提问时，有些问题可以问，我没问。

这些问题与案件的判定无关，与基本事实无关，只与人性有关，我听时有自己的判断，但我没再问下去。这样的题材涉及到人之最私密，这世界上有的事，有的问题，只能与母亲，与姐妹，与爱的人分担，或者，只能永远留在一个人不知名的深处。

你是一个记者，你有关切，有采访的权力和可能，但归根结底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关系，关切超过了恰当，就是冒犯。不因为你是一个记者，就有权逼问所有的问题。

知是职责。不去知，算是一点敬畏吧。

（这期节目我们对当事人的面部和名字做了保护，播出后有一位观众留言指出，有段解说里，一个镜头拍到了判决书，如果仔细看，可能能看到女孩的全名。编导向宇用了一天的时间将已经上传的网络版取回，返工重新编辑，已覆盖原来版本，才在这里贴出。谢谢观众的严谨，这是对当事人的负责，和对我们节目的爱护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