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电影《一九四二》:不能遗忘的饥饿之轻。当我们这些“未来人们的眼睛”注视着大银幕上的《一九四二》时,我们的睫毛正在拨开历史风尘,我们的瞳孔正在看透岁月篇章——对经历了那场大灾难的同胞来说,这是一场迟到但必须的告慰。

在经历了一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和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逃荒之后,张国立扮演的“老东家”决定不再往前走了,所有的亲人、朋友死的死、逃的逃,活着本身都变成了一件因孤独而意义待考的事,那就回家吧,死,也死在家里。于是,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走去,并收留了一个在路边痛哭的小女孩。许多年后,这位小女孩的后代中出现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。

从结局来看,《一九四二》无疑是一出冰冷彻骨的悲剧,三千万逃荒的灾民,一路流亡而去,因战争、疾病、寒冷和饥饿渐次凋敝,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得救,对于活下来的灾民来说,体面、尊严甚至民族大义都变得空前犹疑,在这场生存大战中,没有赢家,只有苦熬过来的幸存者。

管子说,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,饭都吃不饱,一切都会在饥饿中变得轻飘飘。性、身体乃至人身自由都成了待价而沽换取粮食的工具,礼义廉耻所构筑的传统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变得薄如蝉翼,不仅传统的儒家宗法理念被弃若敝履,就连基本的家庭伦理也饿得头昏眼花、不堪一击——丈夫出卖妻子,父亲兜售儿女,以及各种通奸匪劫事件,更是不一而足。

虽有原作的坚实基础,但在影片拍摄前,导演冯小刚还是多次前往实地调查搜集史料,无奈史实太骇人,在我们这个没有分级制的电影市场里,导演只好大量舍弃过于“刺激”的素材,并大幅弱化了电影中种种因饥饿而导致的道德\伦理冲击(当然也考虑到了普通观众的接受度),不过即使这样,当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《一九四二》时,其震撼程度也是近年来的国产片无法比拟的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·森在他的大饥荒研究中指出,导致全面性大饥荒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粮食总供给量的不足,而是由于信息封锁、分配不公等个人权利的“贫困”所致。天灾人祸,天灾在前头,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,还是人祸。1942,水旱蝗汤,河南老乡始终没忘加上那个“汤”。

《一九四二》的电影基本上分为两条大线索,一条是老东家等人的逃荒,另一条就是国民政府应对饥荒的措施。当然,日本侵略军给救灾造成了不言而喻的困难,但国民政府在饥荒时依然贪污腐化、横征暴敛,军队甚至不顾客观困难对灾民强征军粮,凡此种种,相互叠加,终于酿成了这场灾难。

要不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如实报道这场饥荒,通过美国政府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,恐怕蒋还迟迟不会开仓放粮(电影中也呈现了这条故事线)。总的来看,《一九四二》基本客观的还原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于灾民的罔顾——就算有李培基的殚精竭虑,但大的政治环境腐坏了,个把清官根本无法扭转局面。

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,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始终让“救亡压倒启蒙”,于是,人道主义的灾难往往被掩盖或扭曲了,在外敌入侵的关头,一切以抵御侵略者为重。但是,吃饭的问题不解决,怎么解决其他问题?

《一九四二》也呈现了日本侵略军用军粮赈济灾民的史实,当然笔墨并不多,对于日军的暴虐行径,影片也忙不迭的进行了交待——日本鬼子给了灾民救命的白馍,但接下来就是不由分说的滥杀。

很显然,《一九四二》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冲突的主题,导演在处理这一敏感主题时,不得不小心翼翼。应当说,影片现在所呈现的面貌,既符合大的历史事实,也不会在立场上授人以柄。

有史料记载,由于国军和日军在对待赈灾态度上的迥异,以至于不少河南老乡在战时的倾向发生了大转折:据说中原地区大约有5万名中国军人是被当地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,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,日军的伤员撤下来时有老乡们抢着抬担架,还有不少老乡亲自带路,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,更有甚者,还出现了不少老百姓帮助日军成建制的解除国军武装的例子。

历史是复杂的,当大饥荒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得轻飘飘时,记述这段历史的《一九四二》反而厚重了起来,食指在诗中写道:“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,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——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,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。”

当我们这些“未来人们的眼睛”注视着大银幕上的《一九四二》时,我们的睫毛正在拨开历史风尘,我们的瞳孔正在看透岁月篇章——对经历了那场大灾难的同胞来说,这是一场迟到但必须的告慰。(来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