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静专访:挑山的女人汪美红。三千级台阶,二十多万公里,她一人挑起生活重担。十七年,她抚育三个子女成人,培养出两个大学生,艰难生活里,她独自承受痛苦。特别看到那一行“难受、难受”,禁不住流下眼泪。

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挑着一两百斤的货物走三千级台阶,走了十七年,对她来说,这是一条歇不得的长路,因为肩上挑的是老人孩子的日子,家里炉膛的火不能熄,因为要靠它把一个家捂热。

丈夫辞世 纤弱女子甘当挑山工

汪美红的家在齐云山脚下的岩脚村,在干挑山工之前她只上过一次齐云山。“那次刚结婚不久,丈夫领我上山算度蜜月,爬了一天下来,累得我腿肚子直哆嗦,发誓再不上去了。”让她没想到的是,多年后,她每日要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上下攀登门前的这座大山。

1995年3月1日,汪美红的命运在这一天的傍晚发生了斗转。当晚,29岁的丈夫汪淑平在村口的横江打渔时,不幸失足溺亡。两天后,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。而汪美红从这场灾难里走出来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。

丈夫辞世后,守着空房和两儿一女的汪美红半年没有工作,“只出不进”让这个刚刚从债务中走出的家庭再次陷入了窘迫。

重担在肩 日挑百斤攀数千台阶

谈起自己17年前第一次挑货上山,汪美红至今还清晰记得一个数字:180斤!

当晚,汪美红攥着第一次挑货挣来的9元钱睡得特别沉,第二天,她扛着扁担又上路了。“挑的最重的一次是203斤,我都不相信自己能挑那么重”,汪美红说,刚开始挑山的时候村里还有女的,而自己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妇女有丈夫帮忙隔天换着挑,而自己每日都挑,没法休息。

可是为了挣钱,汪美红不仅不休息,反而更勤力。她白天挑两趟,到了晚上,经常有散货,她就带着手电去挑。深夜的齐云山孤寂而深邃,汪美红为了给自己壮胆,就一路唱着歌从山上一路小跑下来。

十几年如一日 咬牙扛着周身疾痛

从1995年第一次挑山至今,汪美红在3500级台阶上来来回回攀爬了足足17年,山路走了数万公里。17年里,她磨坏了100多双解放鞋、扛坏了20多根扁担,而每一笔靠挑山挣下的钱她都细致的记在了本子上,现在,这笔账已经换了好几本孩子的作业簿了。

因常年重担压肩,45岁的汪美红看上去肩宽膀圆、身材结实、腿部肌肉特别发达粗壮。而实际上,壮硕的外表下汪美红早已疾病缠身,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她身体多个部位劳损受伤。腿部有风湿性关节炎、脊椎已经弯曲变形、腰根本就弯不下去,常年的重担还在她肩膀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

母爱无疆 弱肩担起儿女成才路

年近五十、伤病缠身的汪美红近些年来体力下降很快。感叹岁月不饶人的同时,岁月的重担似乎还要折磨着这位母亲。

可这些年来,汪美红每次上山歇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,汗也越来越多,可是她说她还要坚持下去,支撑着把孩子抚养成才。

延伸阅读:几乎轻不可闻的叹息(柴静)

1

采访时,这家的女儿不愿意来,脸上有点轻蔑之意“我从来不看媒体对我家的报道”。

我说怎么,她说因为采访总是把我神化“我没他们说得那么好”。

我看过以前拍的专题片,有过她写的一封信“如果世界上有神仙,为什么它保佑从山上经过的人,却不保佑我的妈妈……”

这封信,加上音乐,很容易催泪。我问她,她迟疑一下,说:“这不是我写的”。

她说“总把我们说得这么优秀,懂事,如果我做不到呢?”

我看她之前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,说过一句,“家庭困难不等于我可怜”,脸上有点横眉竖目的。问她,她吐了下舌头:”我有点生气,他们老让我说感恩。”

“那你这次怎么来接受采访呢?”我有点奇怪。

她想了一下“我有一个心结想打开”。

“什么心结,能问吗?”

“不能问”

2

这个女孩不愿意夸张其辞地表达感情。

说到为什么不让她妈给她买贵一点的裤子,她不会说“我心疼我妈”,她说“我比较另类”。

她妈说到孩子最可怜,是她去挑货上山,兄妹三个还小,被拴在桌腿上,放着草席,放只瓶子滚着玩,两个小哥哥,想出去玩,把墙都敲破了。

女儿说不觉得凄凉,只说三个人怎么打来打去。

看上去再沉重的生活,处身其中的人也都是一天天过日子,里头都是人之常情。兄妹们要打闹,为了躲避家务活三个人要猜拳排班,平淡而近自然。

大年三十,妈妈说没钱买鞭炮,让孩子闭门吃饭。她觉得最对不起孩子是这个。我听着也觉得有点难受。女儿扑哧一笑“其实我们背着她偷偷去买鞭炮,滴滴金,跟别的小孩子一起放”

“哪儿来的钱?”

她嘻皮笑脸“小孩儿总要攒点儿嘛”。

之前我看报道说,这两个十岁的孩子帮妈妈挑山,怎么懂事。采访时知道,挑山是妈让干的,“让他们知道苦,以后不过这种日子”,女儿跟哥哥,一个一个小扁担,一边挑一块砖。

闺女暗暗伸手指:“不是一块……四块砖,小扁担走几步,就晃得不行了,只好停下来,一块一块往上搬,挪上去。”

哥哥气恼,又不敢不干,一边搬,一边用小石头在地上写“妈妈真坏”。

妈妈说起来直笑“一回身看,台阶上都是。”

妈妈说到大哥哥是白化病,视力很不好,有时让他在山上卖五块钱的画册“想着别人看着他是残疾人,会买一本……又怕别人看他是残疾,欺负他……唉……”

女儿听到这段,用手背抹眼泪,我远远看见,后来问她,她说“我对他总有愧疚”。

嗯?

“因为我过得比他好。”

3

片中有一段纪实。

丈夫去世后的电视机和自行车,妈妈想卖个50块钱贴补学费,女儿又搬回来“不许卖”。

这本来也是常情,但两个人都不说为什么。

妈妈不在孩子面前提父亲“不想伤心”,但也不解释。

在中国的农村,她只与有同等遭遇的女人往来,唯一倾诉的男人是丈夫“受委屈的时候,就跑到他坟上去哭,我今天做的男人的活,是替他做的,他还没死”。

但这二十年里,她不只是一个需要被表彰的母亲,也不只是一个亡者之妻,她是一个女人。

我在准备这期节目时,看以前的一个专题片视频,有一个画面是拍妈妈的帐本上的数字。画面很短,很快就过去了,我眼睛本能觉得有东西硌了一下,暂停倒回这个画面,在最底下看到一句话“1月27日我又一次失去了我心爱的人”。

我把这个画面一桢一桢地播放,看到底下还有一行“1月28日,难受,难受”。

底下恢复了记帐“1月29日,上山,十五块”。

就这三行字,对一个女人的呈现,直钻人心。

采访时没往细问,她说了一个细节,我觉得就可以了“那天下着大雪,哪儿也没去”。

那行字,她又用笔在上面划了一下“没有意义留下来,最好是忘掉吧,忘了算了……”

这一划,轻而又轻。她只能难受那一天,生活不给人时间痛苦。

4

“能问问你的心结解开了吗?”我采访完妈妈再采访女儿,在最后问她。

“我想我解开了”。

我那时并不知她的心结是什么,只能问“是通过你妈妈的讲述还是你自己的倾诉?”

“听她讲的吧”。

哦。

“以前我们在家,只谈柴米油盐,总会有点猜测,或者听别人说嘛,一直得不到证实。以前听别人说,觉得她有错,现在没有错,有什么错呢”。

“我明白”我说。

“真的明白吗?”她带着惊奇之意抬头问我。

“嗯,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象一个女人那样去理解另一个女人?我猜得对么?”

记者很少在节目中猜测或者反问,不过,采访是人与人的往来,一切无非人之常情而已。

她低头了一会儿,笑了“差不多吧”。

5

在这个片子里,王景和国星拍了很多纪实,《看见》由一些有纪录片拍摄经验的人构成,我们慢慢有一个共识,这个节目不是靠一个记者采访完成的,这是参与创作的每一个人内心的流露。摄影,编辑,剪辑,音乐……“一个镜头或者一段音乐胜过千言万语”,我说“需要的时候可以尽情拿掉采访”。

这个片子开头有个镜头,挑夫的担子是不能卸下肩的,只能弯下腰停一下。就在这个将歇未歇的刹那,妈妈叹了一口气。

这口细微得不能再细微的叹息,几乎是她唯一的情绪。

扛着二十公斤的机器,爬三千级台阶之后,能听到这声叹息。连续熬夜,在嘈杂的机房里,几十盘磁带中间,能听到这声叹息,把它用在片子里,既不刻意放大,也不会忽略这声叹息,这是我的同事们。

张洁是我原来在新闻调查的制片人,云南彝族人,圆颅大眼,经常给我们组织诗歌朗诵会。到了年终聚会喝点酒,大家让他唱支歌,他总要唱这支云南的民歌:

“太阳歇歇么,歇得呢,月亮歇歇么,歇得呢,女人歇歇么,歇不得,女人歇下来么,火塘会熄掉呢……”

我们一屋子人,听了十年也不腻。

这次老范把这首歌,放在了节目的开头。

我听这歌,掺着解放鞋落在石阶上的声音,和那声几乎轻不可闻的叹息,心里一起,一落。